齐慎顿了顿，继续对心腹众臣道：


    “孤决定，在尚书省六部之中，增设一个农部，以分工部职权。今后农部与礼、吏、刑、户五部，归政事堂管辖。工部与兵部，则归枢密院管辖。”


    齐慎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考虑到尚书省六部中，兵部和工部的部分职权，与枢密院重合了。


    历史上宋朝对此的态度，是选择忽视两部的权力，把原属于两部的职权大量转移到枢密院。


    现在轮到齐慎做选择，他直接大刀阔斧，将两部从政事堂切割，全部划归到枢密院的管辖下。


    其中兵部直接统一并入枢密院。


    工部则被拆分为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称为农部，掌农田水利、道路桥梁等工程，仍归政事堂管辖；另一部分则还是称工部，掌修造兵甲、城防关隘等军务，和兵部一起，归枢密院管辖。


    规划好政事堂和枢密院的军政分离工作，齐慎本来考虑，要不要再模仿北宋，设置三司使，把国家的财政也单独拎出来。


    从而实现军、政、财三权独立。


    不过仔细斟酌之后，最终他还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做，分权倒是做到了，但是又把政事堂和宰相的权力，剥夺得太过分了。


    有一说一，宋朝的制度，其实也不是灵丹妙药，并非全都值得参考。


    宋朝各种职官制度，总体设计得非常复杂，很多地方既不合理，也不高效，突出一个强化皇权，但是对官员的权力却是各种分化、限制。


    比如在宋朝，枢密院的职权和兵部、工部重合，三司使的职权与户部重合，这样就导致各个部门权责不明，整体行政效率大大降低。官员做什么都收到掣肘，一旦越权，随时可能被弹劾。


    所以北宋后来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不得不重新实行官制改革，取消了三司使，把国家的财政大权，重新归还给了户部。


    当时有大臣提出，要把枢密院也一并裁撤，将兵权归还给兵部，不过这个提议被宋神宗拒绝了。因此有宋一朝，兵部的职权始终被枢密院所侵占。


    “主公英明，此举参考隋唐旧制，又比隋唐旧制更加实用，我大魏如能推行此法，今后百官便能各司所职，各尽其忠了。”


    听完齐慎中央官制的改革内容，冯道沉吟许久，心中大为赞叹。发现书斋内很是安静，无人出声，于是主动拍起了齐慎的马屁。


    见冯道如此会来事，齐慎笑了笑，继续开口对众人道：


    “孤方才所言，只是针对朝廷中枢的改革，对于地方官制，从前孤忙着四处征伐，一直无暇干预，如今也到了该动一动的时候了。”


    李振闻言，点头道：“主公说得极是，地方官制是该改改了。唐季以来，天下动荡，州府郡县之官吏，多为节度使自行任免，朝廷全无插手的机会，于是一镇之官吏，尽为节度使亲信，朝廷政令多不通行，殊为可鉴。”


    齐慎颔首道：“没错，孤先前之所以要重开科举，就是为了今后能从中央空降官吏，取代各镇节度使对地方权柄的掌控。”


    “今后魏国各地，尽废军镇之号，参照隋唐之旧制，依旧置道、州、县三级。每道设节度使一员，总掌本道之军民要政。又设节度副使一员，协助节度使分掌诸务。”


    “每道于节度使、节度副使之下，设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盐铁转运使、都知兵马使。分掌民政、刑事、财赋、军务。其官职委任升迁，一律由朝廷决定，四使皆有上书言事之权，节度使不得干预。”


    “另于每道之内，加设巡按御史一名、监察御史数名，负责定期巡视州郡，监督百官风纪、纠正刑狱，可风闻奏事。凡御史，皆直属于御史台，不受节度使节度，亦不受政事堂、枢密院管辖。”


    书斋之内，听罢齐慎的安排，众臣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心中又震惊，又感觉耳目一新。


    其实齐慎推行的这套地方官制，一部分是参考了后世宋朝的路分四司制，对地方官员的职权，进行不同程度的分割限制，以便加强控制。


    但他更多还是参考了明清的行省制度，给地方行政单位保留一定的自治权，而节度使、节度副使本人，就相当于行省制度下的总督、巡抚。


    作为一个从信息时代过来的历史发烧友，齐慎能接触的知识，能提取到的经验，是这个时代的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后世宋朝，的确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不过在齐慎看来，就政治制度而言，实际上明清才是所有封建时代的集大成者。


    哪怕社会已经发展到齐慎生活的那个年代，国家采用的行政制度，依然是起源于元朝，完善于明清的行省制。


    关于这一点，宋朝其实是在开历史倒车。


    宋朝尤其值得诟病的，就是把传承千年的地方三级行政制，改成了二级行政制。


    汉晋隋唐时代，要么是州、郡、县三级制，要么是道、州、县三级制。然而宋朝实行的，却是州、县二级制。


    虽然名义上，宋朝在州、县之上，还设置了一个“路”，但实际上，“路”在宋朝并不能算真正的行政单位。


    因为宋朝的路级官员，军、政、财、刑四大职权，彼此是分散的，虽设有安抚使、转运使、提刑使等各司官员，但各司互不统属，互不合作，没有一个直辖的机构，只对朝廷中央负责。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极大限制地方权力，瓦解地方的割据倾向，使中央朝廷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达到绝对的权威。


    从某种意义说，这是宋朝吸取五代十国的教训，矫枉过正的结果。


    但这样的制度，坏处也不少。


    最大的坏处就是，中央朝廷需要直接管辖全国三百多个军州，行政管理的成本和难度日趋增加，而效率却日渐低下。


    并且因为地方行政权力被极大压缩，地方所有的可用资源，绝大部分都会被中央朝廷吸干（实际上宋朝岁入丰厚的基础之一，也正是建立在对地方资源的无限攫取上）。


    久而久之，地方就会变得空虚异常。


    一旦有灾情、民变又或者敌国入侵，地方官僚根本没办法自行组织抵抗，只能坐等中央援助。


    这就是宋朝面对外敌入侵时，疲软无力的根源所在。


    所以齐慎在参考宋朝制度时，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并没有选择照抄，而是参考后世明清的制度后，加以修改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