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大笑几声，说道：“哈哈哈哈，主公，目前为止，到达我善无城的豪杰士子已经多达三百余人，现在都已经安置暂且住下，有了这些人手的襄助，我部诸郡便暂时没有缺少人才的忧虑了，之前一直没做的事情也都可以进行了，有如此多的豪杰士子前来，真乃主公洪福也！”


    三百多人，有文有武，这些人手已经不少了，分派到军中各地，已经足够支撑起来架子了。


    张燕心中也十分高兴，“哈哈哈哈，好！真是好事啊，一定要将这些人才都安置好！这是我部第一次招揽贤才，其中意义重大，除了这些豪杰士子之外，天下各地肯定还有无数的豪杰士子在进行观望，只要我等处理好这一次的招贤之事，日后肯定会还有无数的豪杰士子闻风来投，因此这一次的招贤之事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你等打算如何处理这一次的招贤之事？”


    这些人才虽然来了，但是还得把他们给处理好，若是这些人处理的不好，那张燕的名声就毁了，这一次招贤之事非但成不了好事儿，还得成为一件坏事！


    这一次的人才选拔事关重大，再加上选拔之事事关重大，必须得有张燕做主，田丰等人也不敢擅自拿主意，田丰思虑片刻，回道：“回禀主公，关于此事我等也还没有做好决定，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张燕知道此事棘手，很有可能会定下他麾下很长时间的人才选拔制度，他也不敢轻易视之，必须得做一个尽量完美的计划出来。


    人才选拔无非只有两种制度，现在实行的察举制和未来实行的科考制。


    察举制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


    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


    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但还是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科考制则是通过设立各种科目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历经1300余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有重大影响。


    隋朝立国后进行改革，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考试。隋朝科举考试属初创阶段，为地方荐举与中央考试相结合。每年各州荐举贡士3人入京考试，成绩优异者称秀才。当时仅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由京官五品以上和地方总管、刺史荐举考生。


    隋炀帝即位后，扩大为包括文才、武艺、品德、治能等方面十科，由文武五品官以上荐举，规定有一艺可取即应采录，且随才升擢，同时设进士科，用诗赋、试策进行考试。这是科举制确立的重要标志。


    由于科举考试公开进行，有规定的知识结构作为公认的主要录取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平等地公开竞争，尽管此制当时尚不完备，但已显示其选拔人才的一定优越性。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封建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朝廷，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被后来历朝所沿用。


    以经义八股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发展至清朝，弊端已暴露无遗，清初即有大臣建议改革，但清统治者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将科举考试作为笼络汉族士大夫的手段和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除分满人、汉人两榜录取以优待八旗子弟外，余皆承明之旧。


    乾隆皇帝还指派学者方苞编定明清两朝名家所写八股文，定名《钦定四书文》，刊行全国，供赴考举子阅读，由于死记硬背经书及八股时文即可应举入仕，故参加科举的考生日增。为限制录取人数，主考者常乞灵于考试命题，致使毫无价值、近似文字游戏的偏题、难题、怪题泛滥成灾，考生为迎合考试命题而寻章摘句，死钻牛角尖，科举考试制更趋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