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军统帅部以最后通谍的方式令敌人停止抵抗并提出投降条件之前，被围德军中就有不少人打算放下武器。Г·韦尔茨的供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是这样描述的：“今天是1月8日。这一天同往常不一样。指挥部必须在这天做出重要的决定，换句话说，也就是这样的决定只有在此刻才能做出。但这决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有一点我们十分清楚：具有决定意义的话语在24小时内会告诉我们的。凡属第6集团军的每一个人都坚信这点。成千上万张苏联传单也也谈到这点。苏联飞机整天在我们上空盘旋，散发传单。薄簿的传单如同倾盆大雨，向我们瓢泼下来，它们随风飘扬、四下飘散、有时又整包整包地落到地上，传单有红色、绿色、兰色、黄色和白色的……真是五颠六色。它们落在雪堆上、街道上、村子里和阵地上。每个人都看到了它、读着它，每个人都把它保存起来，每个人都在畅谈自己的看法。最后通谍、投降、俘虏、食品、战后回祖国，这一切在人的脑子里交替闪现。人们像火燎的蜂窝一样，无比激愤，并展开了尖锐的争论。
……整个集团军四面楚歌，在迷途中徘徊，在风雪中无力搀扎，不管你高兴与否，结局只有一个：被围在一块小小地盘上的德军马上就要完蛋了，这样一支濒于灭亡的部队怎么可能牵制使敌人的大量兵力呢？而我们又没有别的任务。可见，血战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投降是理智的要求，友情的体现，是为无数伤员生存下去的要求，这些伤兵大部分躺在没有任何医疗护理条件的地下室里。这样的投降无损于德国土兵的尊严”。
他继续说：“当然啦，一个优秀士兵的天职和主要美德是唯命是从，哪伯是他还不理解所担负任务的意义。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这儿、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本身。仅仅最近六周就战死了整整1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谁要以牺牲剩下的20万人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盲目而愚蠢的顺从。他就不配做一名士兵，更称不上是一个人，他充其量是一架任人摆布的机器”。
这种看法尽管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起不到决定作用。被围集团全体官兵的命运掌握在有权答覆停止抵抗的最后通谍的那些人手中。
苏军统帅部提出的投降条件经一德国军官报告给了保卢斯上将本人。刚巧这时坦克第14军军长胡贝将军乘坐的飞机在皮托姆尼克机场降落了。他是从希特勒大本营回到包围圈的。他是在12月28日到那里去领奖的，并受保卢斯的委託向元首报告被围部队的处境。胡贝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让他们继续抵抗到2月下半月，即德国武装力量发起突破封锁的进攻之前。
保卢斯把已经熟知苏军最后通牒的各军军长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胡贝将军带来的命令。他们全部反对投降，接着收到了陆军统帅部的答覆。内容是：“不许投降，集团军每坚守一天，对整个前线都是一个支援，可以牵制苏军几个师的兵力”。
曼施泰因后来写道：“1月9日，敌人敦促第6集团军投降。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建议被拒绝了……我完全拥护他的决定”。此外，按照他的思想：“拒绝投降对保卢斯将军来说是他军人的失职”。
b·亚当对此另有别论，他认为，面对几个师就要埋没这一事实，保卢斯应该下决心独立行动。“我认为，适时的投降可以救出10多万官兵，并且战后可以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他认为，“仿佛正在流血和挨俄的第6集团军把敌人大股兵力从德军前线南翼引开了”。这样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他是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从历史和军事观点看，拒绝苏军1943年1月8日的投降建议，不仅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部，也是第6集团军指挥部及其各军、师指挥员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n·维德尔的看法也与此略同。“任何军事战略观点都无法证明人类的巨大牺牲、无可挽回地损害了被包围者的尊严是无罪的：在类似情况下，他们是不道德的”。他继续说：“希特勒亲自阻止我军投降。1月9日，保卢斯书面拒绝了苏军指挥部的建议，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无论什么消息都禁止我们传到部队，但如果苏联军使靠近我们阵地，向他们进行突然袭击的命令可以例外。正是集团军司令部用无线电传给我们的这最后的一道命令，使人们对我们指挥部的意图不再有任何怀疑。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希特勒关于德国士兵不可战胜的那些华丽辞藻，似乎对德军士兵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当然，即使有投降的想法也是与作为最高统帅的“元首”的威望水火不相容的。就在我们陷入合围圈前不久，他就庄严地宣誓(现在这誓言已成为耻辱)：‘我敢向你们担保——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要认清自己对上帝和历史应负的责任——我们决不撤退，任何时候我们也决不撤出史达林格勒”。现在我们真的与顿河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到底如何该在这里见分晓了”。
战后，即1945年9月，Ф·保卢斯这样解释自己在史达林格勒战役后期的行为：“我是一个士兵，我坚信只有服从才是为自己的民族效力，至于说我部下的责任，从战术观点看，那就是他们在执行我的命令时，处于迫不得已的状态中，就象我被束缚在总的战役态势和上司向我发来的命令之中的境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