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皇位是篡位所得，儿子们也都骨子里带着不安分。从十年前的苏典，到现在的苏必、苏亦和苏壬，只要有实力都想用武力来篡夺大顺朝的帝位。


    八月初五正午时分，皇宫。


    这是一场早朝连着午朝的朝会，朝会的规模从原本的几十名官员发展到午时的三百多名，还不断有官员奉诏聚集过来。这也是一次没有朝议的朝会，举行朝会的地点也并非在宫殿内，而是在雅前殿外，官员不是站着也不是跪着，而是三五成堆地坐在院门口的空地上，皇帝在雅前殿内，只有召见的大臣才能进内。


    国丧的孝服还在赶制中，与会的大臣只是象征性地用白布缠着头。皇室的亲眷则另有黑纱缠臂。


    老皇帝的遗体已挪到了正英宫，此时能坐在雅前殿内议事的都是新皇手下的绝对重臣，除了右相袁博朗和刘愈夫妇，还有各部尚书以及负责长安城治安的京府少尹隋乂和柴锦，作为当权派的四公主苏碧也在其列。还有一人官职最低，且是名女子，因为她是内廷女官，要负责妃嫔们的安抚工作，因而留下。她的留下还因为刘愈的坚持，因为在礼节法度上，她所知的并不比一个礼部尚书少，便是博学多才自视甚高的曲宁。


    雅前殿内正在商议着举国的大事。


    大事有三，一为先皇的国丧和新皇的祭天大典。本来有礼部尚书在，这些问题完全不用作过多考虑，只需由礼部依从旧例便可。但到目前为止，礼部尚书钱回的下落依然成谜。刘愈甚至怀疑此人手上有遗诏的副本，加派人手满长安城搜索。


    国丧的讨论并无太多障碍，拟定以右相袁博朗暂兼礼部尚书之职，主持一切事宜，而以四驸马柴锦为副手。这也是向外显示出新皇和四公主关系的紧密，打消外界的疑虑。袁博朗本就是礼部尚书出身，礼部大典事宜可说是了熟于心，至于愚笨的柴锦只是跟前跑后帮帮忙，他的能力高低不会影响大典的举行。


    刘愈对国丧主持的人选没有异议，只是对一细节提出质疑，便是嫔妃的殉葬。


    在早些时候，曳夫人刚刚断了气，随了老皇帝的步伐。死人找死人陪葬刘愈并不觉得如何，但袁博朗的意见却是让所有的嫔妃都要殉葬，包括生儿育女的嫔妃。袁博朗的这点提议不但遭到了刘愈的反驳，连四公主也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刘愈这边。


    苏碧会第一时间承认苏彦的帝位，最关键的一条是母亲受胁于人，倒不是胁在刘愈手上，而是受胁于复杂的形势。投毒案只是权力斗争的导火索，若非她苏碧继承帝位，换做是谁成为皇帝都会拿这件事做文章以对她实施打压，尤其是受害人曳夫人的儿子楚王苏哲。


    没有皇帝会允许一个强大的政敌存在身侧，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鼾睡？


    苏碧虽觊觎于权力，但也自知是女子，在父亲心目中的份量不及那些兄弟，本来她很担忧母亲的安危，尤其在刘愈透露了皇帝要传位给楚王。令她意想不到的是继位人竟是苏彦，苏彦主意不多事事听他师傅的话，而刘愈，恰恰是她觉得可以信任的盟友。苏碧对刘愈的信任出自两方面，一来是刘愈那无所事事的性格，二来是刘愈对十四公主的情义。一个风流鬼，为了心爱女子的母亲，总会尽力的。


    刘愈也的确在据理力争，丝毫不顾袁博朗的脸面，当众大骂袁博朗的迂腐，言辞咄咄甚至令一向倨傲的袁博朗面红耳赤气的说不出话。苏碧有些惊讶，他觉得眼前认真起来的男人很像一个人，一个同样喜欢把旁人骂的体无完肤的——她自己。


    “两位，消消气。”到最后，劝和的反而成为苏碧本人。


    苏彦见右相和他师傅要失和，也紧忙劝解道：“袁相国，刘统领……此事不如日后再议，别伤和气。”


    说“日后”，很可能会不了了之，殉葬的事一旦放下也无法再提起。本来袁博朗很坚持，但见到刘愈和苏碧的态度，知这事根本不会有定案，没有女儿会送母亲去死。袁博朗想到今天还有很多事要有定案，只能妥协。


    紧接着是第二件大事的讨论，就是官员的任免和长安城的治安。


    这提议看似很重大，但真正需要讨论的地方不多，无非是让官员保持现职原封不动，至于长安城的治安，也是讨论一下何时接触长安城的戒严令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本来一切都好像顺理成章，刘愈提议当下便解除戒严，只是在各城门严加盘查询问过往之人。这点基本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肯定，唯独袁博朗又有了意见。


    可能是觉得不服气，刘愈不管观点为何他都较上真非要挑出刺。快速恢复长安城的治安令百姓不起恐慌本是大势所趋，但袁博朗却坚持国丧乃为大典，要长安城百姓守孝。国丧期间不得婚庆嫁娶，娱乐活动也要停止，涉及到青楼楚馆和南城晋昌坊大多数牌楼街道内的戏院也要停止营业，更要在晚上实施宵禁。


    袁博朗引经据典提出很多先例，刘愈不想在这细枝末叶上跟他计较，本身半个月的守孝期也不长。这事上也就没计较。


    在这议题下的最后一件事是对晋王的处置，晋王本身也算朝臣，如今公然藐视遗诏自谋为帝，已是谋反之罪。有三皇子和五皇子的前科，这事也就好办的多，日后软禁的生活会伴随晋王很长的人生，除非能得君王的特赦，那也会在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以后。


    第三件大事，便是边关战事。


    老皇帝刚以定国侯刘兆为帅，何茂为副帅准备出师突厥。刘兆是个急性子，领命后半月不到就杀到边关，正飞骑传信回来讨要军饷和粮饷，信誓旦旦地说要一举平定突厥，令北方再无边患之忧。本来刘兆的能力是不容质疑的，平定突厥成与不成先不论，但就现下目前朝廷财政的状况，连关中的赈济旱灾能力尚且达不到，更别说展开一场主动出击耗时日久的战争。


    打的起，养不起。


    “袁相，刘统领，你们觉得，这场仗该不该打？”苏彦用模棱两可的目光看了看袁博朗，再瞅瞅刘愈。


    苏彦大事不决求助于二人，等于是承认了他身边，文以袁博朗为首，武以刘愈居右的格局。这仅是朝中的格局，在私人方面，苏彦更倾向于听刘愈的意见，因为他对刘愈的能力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打，为何不打？”袁博朗抬起高傲的头，“想我泱泱大国，被区区胡族寻衅，屡屡被犯于边境。难道就不该令他们知道本朝的军威？再者，这是先皇留下的国策，皇上还是切莫随意改动的好。”


    刘愈汗颜无比，这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说起来这袁博朗根本不是当右相的材料，在治国上根本不能跟徐翰这样的人相比，他比起百官最有优势的是他的忠心，老皇帝在这时候任命他为右相还是因为他的忠心。


    话说回来，如果袁博朗的忠心能当军粮，刘愈一定第一时间将他送到前线去劳军。


    刘愈小心翼翼斟酌着字眼道：“皇上，现下关中旱灾尚未解除，应将此事列为最先。至于出击突厥，还是应让定国侯量力而为。”


    “对对对。”苏彦马上附合道，“应该让定国侯量力而为，袁相，不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众臣没想到苏彦这么快就将出击突厥的计划给否决了，丝毫不再听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不知道苏彦上过战场，见过战场的惨烈，知道打仗不是随随便便好玩的。


    本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商议，比如订立年号，比如册立皇后，再比如召藩王入京朝贺，更可以讨论大赦的问题。但这些事都应放在国丧之后，现下的第一要务，是将老皇帝安葬，令长安城乃是大顺朝恢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