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时期，原希特勒的将军们在这个问题上搞了自己能够接受的对一些历史事实解释。他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全部悲剧就在于希特勒竟然未能看到或者根本就未能及时发现威胁史达林格勒集团翼侧的这种危险性。蔡茨勒与德尔、蒂佩尔斯希、布特拉尔古德里安，以及同他们一样的其他战争见证人，妄图将这一事件描绘得好像那时前线指挥部和德国陆军参谋总部的领导者都清楚地看到了苏军大反攻的危险，而他们的最高统帅在这方面却犯了严重错误。这一解释显然是臆造出来的。首先必须指出，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纳粹最高统帅部都注意到了苏联反攻的潜在危险。例如，Г·德尔回忆道，1942年4月5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第41号训令中这样写着，“进行这些战役时不仅要考虑保障进攻部队东北翼侧的必要性，而且要在顿河区立即动工构筑阵地。特别重要的是建立强大的反坦克防御。阵地的构筑要考虑冬季使用的可能性和保障在冬季适合各种武器使用。史达林格勒城下的作战逻辑在许多方面粉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企图和进攻中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
德尔承认：“史达林格勒战役耗费了越来越多的兵力”，正是这种形势迫使敌人削弱自己集团的翼侧力量，将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调往城市、街道进行顽强的血战。
和1941年一样，1942年夏、秋季，希特勒和德国将军们又错误的估计了敌人在东线的力量，这一点是主要的。弄清楚德军最高统帅部发觉了，或正相反，忽略了红军推备反攻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Г·德尔指出，从9月底开始“前线部队司令官和新任陆军总参谋长提出要求停止战斗，”
为冬天马上到来和“当时已发现俄国大反攻的迹象”。他写道，在此之后一个月，即10月底，“希特勒公开承认，他早就预感到的这种危险正在临近。但是，他承认，俄国人将对义大利军队占领的阵地实施主要突击，而当时‘b’集团军群指挥部认为，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占据的地带危险性更大。”
不能不看到，Г·德尔和希特勒手下的其他将军们在分析事件的推理中充满着矛盾，甚至直接歪曲历史事实。
Г·德尔从好的方面介绍了德军参谋总部，似乎它能正确判断史达林格勒城下军事战略形势。蔡茨勒在叙述自己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工作时，甚至歪曲历史。难道能让人相信这个参谋部的领导成员已经预见到红军准备反攻这一说法是真的吗？在己公布的陆军元帅保卢斯个人档案中有蔡茨勒作为新任陆军总参谋长下达的命令，命令的内容如下，“俄国人已不再拥有大量预备队，再也不能实施大规模的进攻、在对敌人做任何评价时应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所以，保卢斯的文件和供述都未能证实0704·德尔、蔡茨勒和其他西德作者关于德军参谋总部预感到前线局势有根本变化的危险的论断。
综上所述以及在首先客观分析敌人行动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直到1942年深秋，纳粹统帅部继续以早先制定的目标为出发点。希特勒和德军参谋总部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他们继续坚持夺取史达林格勒和高加索的想法。保卢斯写道，11月中旬，希特勒拍发了下面的电报：“我等待经过考验的第6集团军指挥部和将军们，以及表现出勇敢精神的部队，在最后的努力中，将登上史达林格勒城整个地段的伏尔加河对岸，这本身就为防御伏尔加河上这一城堡创造重要先决条件”。
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红军在1942年末至1943年之交的冬天从西线战略方向上发起进攻的可能性最大。而他们只是在11月初才发现在南部方向上有发起进攻的危险。
正像我们所想像的，还应从另一些方面分析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评价史达林格勒前线局势这一问题。第6集团军指挥部和“b”集团军群指挥部，以及陆军参谋总部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在上面提到陆军元帅保卢斯的文件中有如下一段记录：“从1942年10月中旬起，地面和空中侦察获悉俄国部队加紧向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防线克列茨卡亚——谢拉菲莫维奇以北地域移动。移动主要是在史达林格勒与顿河之间第6集团军北面前方地段上进行的。同时发现在坦克第4集团军防线南面和西南面，史达林格勒以东地域，俄国部队也有所行动。这些行动我们判断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准备。第一目标可能是包围在史达林格勒地域顿河弯曲部和顿河以东作战的德军。将这些想法上报了‘b’集团军群司令部(还有陆军元帅冯·魏克斯男爵)并经常给他们送去侦察通报。同时，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友邻同盟国部队在人员和技术兵器方面都很薄弱，特别是罗马尼亚人手中没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和火炮，因此，当敌人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就会有危险。
10月底，採取一项加强防御的预备措施，罗马尼亚右翼一个主要装备着歼击坦克的混合集群被布署到集团军(步兵第11军)右翼后方。11月12日，调来坦克第14师，配属给步兵第11军(该师没有步兵和炮兵部队，因这些部队仍在史达林格勒城下战斗）。
尽管得到俄国人准备进攻的情报，陆军参谋总部不顾第6集团军司令官的反对，仍然命令继续为夺取史达林格勒而实施进攻”。